Thursday, 30 June 2011

中共还没有垮台的四个原因

中共还没有垮台的四个原因

2011/06/29中共还没有垮台的四个原因 ---曹长青



难道中国人不如突尼斯人,不如埃及人,不如正浴血奋战争取自由的利比亚人、也门人、叙利亚人?难道中国人真的是“东亚病夫”,难道中国要成为全世界最後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



曹长青
2011-6-3


六四事件,至今已22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中东、北非相继发生民主变革的今天,中共不仅在政治改革上纹丝不动,反而更加严酷地镇压异议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短期内发生革命、推翻独裁政权的前景似不够明朗。

难道中国人不如突尼斯人,不如埃及人,不如正浴血奋战争取自由的利比亚人、也门人、叙利亚人?难道中国人真的是“东亚病夫”,难道中国要成为全世界最後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

中国确实有“独特的国情”,概括起来说,起码有四个原因,导致中共仍然存在∶

一 共产党用经济发展收买人心

六四屠杀後,当时掌权的邓小平没有倒退回毛时代,而是继续经济开放,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住共产党的权力。
邓小平们是把经济作为“保权”的手段。在这种思路下,共产党开放经济,用他们的说法是“松绑”,结果中国人爆发出巨大的经济潜能;再加上过去实在太穷了,一旦有了机会,人人要发财致富,於是中国出现经济持续发展。共产党利用这一点,用“经济实惠换取人们的沉默”。

二 共产党的强大宣传

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说成是共产党带来的,有意把中共混同於中国(中共代表中国),强化宣传中国强大、中共伟大;利用它六十多年来灌输给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人们认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二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利用中国人对“乱”的恐惧,而强调共产党的唯一性和领导地位。这种“怕乱”宣传深入人心,导致中国人对变化心存恐惧,而忍受当局的高压式稳定,而忘记了,恰恰是共产党使中国“乱”了六十多年!

三 共产党的高压政策

对任何敢於挑战极权统治的人,严酷镇压。邓小平当年就总结出,要把不同声音“消灭在萌芽状态”,现在胡锦涛们不仅这样做,还发展到用黑社会、黑帮、黑头套等流氓手段,制造恐怖。
已经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杀一抓百,全面镇压。北非中东等国家虽也是独裁统治,但都没有像中共这样,把镇压和控制发展到艺术程度,共产党的统治是最细腻、最残忍、最恐怖的。

四 民运领袖、异议人士的误导

面对如此暴政,一些民运名人却强调跟共产党“良性互动”,“我们没有敌人”,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等等。这些高调的背後,有认识上的局限和糊涂,期待和寻找“善良的狼”;
更有明知道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但硬要唱这种“高调”,因为唱高调不仅更安全(不用直接跟共产党对抗),又能获得道德高地,显得跟世界(左派)接轨。

那麽中国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当然有!
首先,就应该冲破上述这四条捆绑中国人奔向自由的思想绳索。思想永远是行动的前提。要传播以下这四个常识∶

一 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是共产党带来的

因为仅仅是“松绑”,中国人就爆发出如此这般的经济能力,如果全部松开,或根本不绑呢?中共统治六十年,中国人被完全绑了前三十年,後三十年解开了几扣而已,但还在被绑著,人们凭什麽还要感谢这样的共产党?

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早就会经济发展。看看香港、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早就经济腾飞。而海外华侨,多数都比当地人更富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有天生的生意细胞”。华人在经商方面,和犹太人接近,走遍世界都能发财致富,这跟悠久的文化历史有关。
所以,中国人今天比以前富有了,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共产党带来的,是流淌在自己血液里的勤劳智慧而爆发出的能量。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沿著三、四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路走下来,早就是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富有的国家了。
今天如果没有共产政权的层层垄断控制,有了健全的制衡制度,每一个普通民众都会远比今天更富有。
二 中共不等於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因为它从未通过民选获得统治合法性

官方强调,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唯一的政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但是,首先,这个“唯一”是靠用暴力摧毁了“第二、第三”等得到的。
显见的例子是,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唯一”,苏联、东欧等所有结束了共产统治的国家怎麽一个都没有乱?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强调过,即使从技术手段,中国也跟苏联等一样,共产党被结束後,现有的行政体系,像省长、市长、县长、镇长等等,完全可以维持国家运作,直到产生新的执政党、新的政府。
而共产党被结束後,一个晚上中国就会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政党。那种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的逻辑,就是没有暴君中国就会大乱的逻辑,就是中国人只配做奴隶的逻辑!

三 面对高压,人们要持续不断地坚持反抗

必须有星星之火,才有可能一夜之间燎原,结束暴政。因为共产党就是要杀一儆百,制造“恐惧”效应。专制是靠恐惧维持的,只要人们不再恐惧,专制就垮了。
古希腊哲学家在五世纪就说过∶“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古今中外,哪个地方的人民获得自由,都是走的这条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的渴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中国人绝不例外!

四 打败中共之前要先战胜“无敌论”

在过去这几十年里,在某些异议人士中,一直都是支持党内改革派、温和派、要和共产党“良性互动”者占上风。不仅因为他们占据道德高地,还因为他们占有民运资源,包括杂志、前官方地位、或名人效应等等,因此主导话语权。
由这些反专制人士,加上自由派知识份子来强调“体制内”“温和”“无敌”“非暴力”等,其潜移默化促使人们忍耐共产党统治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在表面上和主观上,他们是反抗极权统治的力量,但在客观上,他们是帮助了共产专制的继续统治。
所以说∶这种某些民运、异议人士的误导,事实上比普通百姓的胆怯、沉默更坏事!
这股知识份子主导的“反对派”力量,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在普通民众的心声没有管道爆发的时代,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人们从根本上突破“要依赖当权者”的思维模式。
互联网打破谎言但今天,从技术层面,网路一举打破了民运名人、理论家、所谓的知识份子们因掌控资源而掌控话语权的状态。虽说自由的渴望在每个人心中,但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代、几代人被暴政压死。
所以说,今天,互联网的出现,使靠谎言统治的专制底座,一夜之间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东忽然发生多米诺骨牌变化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这个人类共用的伟大科技,同样将帮助中国人冲出上述捆绑他们思想的四条绳索,中国不会持续“特殊”,中国的契机就会到来。还是那句话,思想是行动的前提。

今天这个信息流通的时代,就是举起推翻中共的旗帜、吹响冲锋号的时代!只要有持续不断的、嘹亮的冲锋号,就一定有前赴後继的勇敢者,最终推到中国专制独裁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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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8 June 2011

500 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

500 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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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内"新增居民储蓄"足足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又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又如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为中国公众实际上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以,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131万中共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2千亿人民币。至2002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 千亿元,占75%;而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2千多名,占86%。十多年来中国数千万股民投入股市的资金25000亿,而相应的上市公司净资产不到5000亿,目前股票的流通市值只10000亿。如果算上投资者损失掉的机会成本,股民的损失应在20000亿以上(平均每年近200亿)。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2006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百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百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百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百万至2千万;江苏省,平均7百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百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百万至14百万。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9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6百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百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8百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7百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百平米至850平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坚持四项原则"的结果是垄断一切权力的党官先富起来了。什么"利为民所谋",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中国特色",什么"共同富裕",通通见鬼去吧!只有"保先"是真的:保持共产党先富起来的特权地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万至1200万。这样,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 300年的工资,这地厅级干部全都成了地"扒皮"了,这省级干部呢,那就更不用说,全都成了省"霸天"了。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中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 2005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 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已经有98%的人已拥有或超拥有1000万元的财产。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共产党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两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中国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钜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已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十倍左右。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从独裁到民主: 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

从独裁到民主: 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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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夏普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吉恩·夏普Gene Sharp, 1928年1月21日-)是一位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学者,以对权力非暴力运动的著述著名。
吉恩·夏普是麻萨诸塞州波士顿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资深学者。他拥有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及牛津大学政治理论哲学博士学位。他还被授予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College)法学博士和里维耶学院(Rivier College)人道服务博士荣誉学位。他是麻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Dartmouth)校区政治学荣誉教授。他曾任教于奥斯陆大学和麻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并且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从事将近三十年研究。1983年他创立了非营利机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目的是研究和宣传用非暴力手段推进自由主义民主过程。

[编辑] 著作

Sunday, 26 June 2011

中国也有一个柏林墙 百万人博命 多少人死在枪下

中国也有一个柏林墙 百万人博命 多少人死在枪下

中国也有一个柏林墙 百万人博命 多少人死在枪下

血写的"改革开放" 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一个农民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逃港死难者的坟  


  逃港者



  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 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逃港者
  


  边防铁丝网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陈秉安
 
 
 
 
陈秉安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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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老照片:见证1962年自然灾害10万人逃港
老照片:见证1962年自然灾害10万人逃港(组图)

  拉里.伯罗斯:见证1962年10万人逃港

  1962年的中国大陆,正处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的生活随时处于饥饿边缘。接邻香港的广东,很快发生了规模庞大的逃港风潮.摄影记者拉里.伯罗斯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些遭遇遣返的逃港者的真实面孔.

  1962年的中国大陆,正处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的生活随时处于饥饿边缘。当时到处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英国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将大放三天”,又有前期逃港成功者很快从香港向家里寄钱回来。于是从全国各地大批的人流涌向深圳。这一事件在1962年5月达到了高潮。仅在1962年5月13日,沙湾就有逃港群众4000余人,民警对其中的200多人进行了规劝,但仅有6人表示愿意回家。

  到港群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无望,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群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算了。”



1962年5月正好是伯罗斯在香港休整的日子,得知港英当局的这一消息后立刻从饭店松软的卧床上跳起身来,带着自己心爱的相机,一路跟随当时港英政府的警察和边防部队前往粤港边境。他到达现场的时候,港英当局已经开始着手组织对没有证件的逃港者进行集中遣返。远处的山头上到处可见港英政府荷枪实弹的警察和边防部队,正在进行严密的边境监控并展开大规模的搜山行动。望着那些知道自己留港无望即将被遣返的逃港者惊慌乞求的眼神,伯罗斯按动快门通过他的镜头记录下了逃港者那一张张真实的面孔。在当时的政治坏境下遣返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逃港者来说不言自明。正如伯罗斯在1969年接受BBS访谈中说提到的:“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有十万多人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全国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群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到宝安一带逃港风时,他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随后便有了改变整个中国命运走向的改革开放。

  作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摄影师拉里.伯罗斯,除了这段鲜为人知的逃港事件的见证者,更加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他在越战期间开创性的使用彩色胶片记录下的那一幅幅战地照片。这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摄影界的地位。






























 
 

认清马列魔教的邪恶本质 中、外共产党暴行血泪史

本帖最后由 peggytang1988 于 16-6-2011 01:41 AM 编辑

[转帖]认清马列魔教的邪恶本质      中、外共产党暴行血泪史
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28995&extra=page%3D1
马克思主义鼓吹暴力斗争, 所以共产党在全世界搞大屠杀;

马克思鼓吹唯物主义无神论、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以共产党镇压宗教信仰、毁坏各国传统文化, 使它统治下的社会道德败坏、拜金主义盛行;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最先进的, 所以共产党必须专政和镇压异已, 所以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是独裁专制、一言堂, 并用特务和恐怖手段来对付人民.

马列魔教独裁专制、政教合一, 必然严重压抑国民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 必然使国民积弱、贫穷.

马克思本人还鼓吹共妻制, 虽然在中国没实行, 但在前苏联等国却实行过。

所以, 很有必要建立共产党在全世界罪行的纪念馆, 与全世界合作搜集共产党的罪证, 并向世人展示, 让全世界人民更直观、深刻地认识共产党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

纪念馆应该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 昭示罪恶, 不是为了以恶还恶, 而是为了深刻地反思: 罪恶为何会形成、如何能防止它再发生.

立陶宛网站-记录共产党的罪证:
http://www.lietuvos.net/istorija/communism/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网站:
http://www.victimsofcommunism.org/history_communism.php


The Soviet Story -1/6 -   苏共大规模屠杀 /害死/ 饿死人民 纪实http://www.youtube.com/watch?v=3ns1CvTfDEQ


轰动欧美的记录片《苏联的故事》全本 1-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3JrGVpKcME&feature=related



向全球近亿死于共产暴政的人们致以深切哀悼,愿悲剧永不重演!





转]立陶宛立法 禁共产和纳粹象征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纳粹的象征。

根据这项法令,现在在立陶宛公开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的。

这包括带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帜、标志和徽章。

这项新法令还禁止纳粹和苏联的国歌,但并没有说这是否适用于俄国目前的国歌,因为现在的俄国国歌使用的仍是苏联时代的旋律,只是歌词有所更改。

本台BBC俄国事务分析员埃卡说,这是摆脱前苏联而独立的15个国家中对苏联时的代象征实施的最压力的禁令。

他说,这些措施比邻国爱沙尼亚针对苏联象征的禁令走得还要远。

爱沙尼亚决定将纳粹党徽和镰刀斧头标志一同禁止。

莫斯科对历史的官方解释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被苏联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之后这三个国家欧自愿加入了苏联。但这一说法被波罗的海三国和大多数其它欧洲国家否定。

他们认为,苏联通过与纳粹德国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非法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

这一占领一直延续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




什么人是共产党人?那是阅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什么人是反共人士?那是理解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

------美国前总统里根

"How do you tell a Communist? Well, it's someone who reads Marx and Lenin. And how do you tell an anti-Communist? It'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Marx and Lenin."

  --  Ronald Reagan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不承认共产罪行者必被淘汰尤先科强调:这样的罪行不会被历史所宽容,也将不被历史宽容。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五月十七日在首都基辅郊外的森林参加政治迫害悼念活动,纪念死于苏共极权下的人民,并表示应彻底清除共产极权的标志,同时告诫那些不承认共产主义罪行的人们,必将被淘汰。

尤先科表示:这里发生的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发生的同样残忍,并强调:这样的罪行不会被历史所宽容,也将不会历史被宽容。

他指出:苏共高层害怕这一切,他们仇恨每一个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它感到最大的恐惧就是面对乌克兰,想消灭我们的灵魂,想消灭每一个怀疑这是滔天罪行的人和对乌克兰的热爱。因此恢复政治迫害的真相和赞扬那些受害者,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它是一个标志,标志者我们灵魂依然活着,我们生命难以消灭,我们民族战胜了邪恶和死亡。

感谢安全局的工作

在悼念活动上,尤先科对乌克兰安全局表达了崇高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近几年在揭示苏共秘密档案所做得工作。

他说:"我对乌克兰安全局的工作表示深切感谢,他们整理出埋在"万人坑"里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一受害者的名单,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大约三万人埋葬在这里,埋葬在这松树林里,成功的找到了十八个秘密的坟墓,埋葬了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被迫害死的人们。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

彻底拆除共产极权纪念碑总统尤先科呼吁彻底拆除共产主义政权的纪念碑,并表示:最后彻底清除这个杀害上百万无辜人民政权的标志。

他说:"不可能再有借口了,这不像有人玩世不恭说的那样,它不是我们历史的一部份,它是共产主义系统的一部份,它是杀人的标志,保留它就是对这片土地下的亡灵的亵渎。

否定共产主义罪行的人注定被淘汰尤先科告诫不承认这些是死于共产主义政权下人们注定是会被淘汰。

尤先科表示: 那些否定大饥荒和那场政治迫害的人们,那些举手辩护说"斯大林"是我们民族"圣物"的人们,我确信他们是注定是被淘汰的。

他说:"我对一些政界人士和官员的冷漠和排斥感到愤怒,他们害怕这个话题,他们想统治乌克兰,而没有乌克兰自己的文化,没有乌克兰自己的语言和没有乌克兰人民。他们的愿望就是这里只是一个独立做主的省。"

在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乌克兰共拆除了四百多个参与策划大饥荒和政治迫害共产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纪念碑。同时三千个苏共领导人命名的地质街道进行了重名命。

同时,尤先科建议议会有必要起草宪法给为独立自由而战的战士们合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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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ian leader calls for cleansing of communist symbols

18:4317/05/2009


KIEV, May 17 (RIA Novosti) - Ukrainian President Viktor Yushchenko called for communist statues to be removed and Soviet street names to be changed, in a speech on the country's Remembrance Day for the Victim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The president attended a memorial service at the Bykivnia mass grave on the outskirts of Kiev, where up to 150,000 people executed in the Stalinist purges were buried.

"Ukraine must once and for all cleanse itself of the symbols of the regime that massacred millions of innocent people. There can be no justification for this - it is not a part of our history, as some cynical people would say, it is a part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and symbols of murder," he said.

He said Ukraine must continue work to rename all towns and villages that still carry communist names, as well as removing statues and monuments, and called on parliament to consider changing the status of nationalists who fought for Ukrainian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Soviet era.

In a veiled rebuke against Russia, which has refused to recognize Ukraine's Stalin-era famine as genocide, Yushchenko said: "Those who deny Holodomor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s, those who justify Stalin, are raising their hand against our sanctity and our people."

The president laid flowers at the memorial to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joined a mourning procession to the Memorial Cross, led by Ukrainian church leaders. At the close of the service, a minute's silence was held.

From:
http://en.rian.ru/world/20090517/155033018.html





马来西亚政府将整肃博客 杜绝共产主义散播马来西亚新闻、通讯、文化与艺术部长莱益斯雅丁(Rais Yatim)昨日(25日)向媒体表示政府会设法整肃鼓吹共产主义理念的部落格,以杜绝共产主义在我国人民学习领域中散播。

莱益斯雅补充说:“我会在本周四的内阁会议中,把这些歌颂或散播共产主义的部落格,向内阁部长汇报,并且会将这些资料交与执法者以作进一步的行动。”

他也表示不认同一些也支持重新检视共产主义的平面媒体,并认为应避免再发表混淆人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言论。

勿忘共产主义份子所犯下的暴行莱益斯雅丁是在吉隆坡广播大厦会见部门官员,讲解马国首相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1Malaysia)概念后,被询及民政党要求政府基于人道主义,批准马来亚共产党总秘书陈平回国;他说:“我的回答很简单,陈平和他的队伍杀害了许多人,没有值得我们再做任何商讨余地。”

“共产主义会摧毁一个国家,那些共产主义份子曾经以可怕的杀戮残害数以千计的马来亚人民,这足以使我们警惕,不要忘记他们所犯下的暴行。”

最近,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主席丁福南吁请政府让前马共总书记陈平无条件返马定居。为此,莱益斯雅丁敦促那些为陈平和共产主义持正面说词的领袖应该表明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在政党的掩护下发表这些言论。

国防部坚决反对前马共总书记回国
另外,国防部部长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在森州一国民服务营出席一项活动后,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记者问及前马共总书记陈平是否可返马定居时表示,当年陈平带领的马共带给马国惨痛的回忆,约有5万名军人和警员因此牺牲,所以他代表国防部坚决反对让陈平回国定居的建议。

他也强调,反对让陈平返国是因为当年共产党曾经对我国惨烈的侵害,非关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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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lace for communists in Malaysia, says Rais

From:
http://national-express-malaysia ... ts-in-malaysia.html

KUALA LUMPUR, 25 May 2009: The communists have no place in the country because their sins for kil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then Malaya cannot be forgotten, sai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Minister Datuk Seri Dr Rais Yatim.

As such, he urged leaders who had expressed positive sentiments for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Chin Peng, to state their stand clearly without hiding behind the cloak of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parties.

"My comment is simple, Chin Peng and his commandos who had killed many people in the past certainly do not deserve any consideration from us," he told reporters after delivering a lecture on 1Malaysia to senior officers of his ministry at Angkasapuri, here today.

He said this when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call by the Penang Parti Gerakan that Chin Peng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Malaysia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Rais also called on Malaysians not to be hasty in following and supporting the innovations made by certain groups particularly bloggers who tried to idolise communism.

"The communists had abused this country. The thousands who had died at the hands of the communists should be sufficient for us to be remorseful so that we do not issue statements that can make us forget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regime then," he said.

Asked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ction such as those provided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against those who tried to give a positive picture of the communists, Rais said he would bring the matter up at the cabinet meeting later.

"The ISA is not under my jurisdiction, but I'm discussing with the minister concerned so that he too would be prepared to look at such a tendency," he said.

Recently, Penang Gerakan chairperson Datuk Dr Teng Hock Nan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allow Chin Peng to return to Malaysia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as the communist terrorism which was rampant around the 1950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in China and Russia had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 Bernama








欧盟勿忘共产罪行听证会3月18日下午,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共和国的强力支持下,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总部大厦内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听证会,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捷克政府常务副总理、欧盟执行委员会高级主管官员、以及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政要和非政府机构代表与欧洲议会议员一起参加了听证。

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Vaclav Havel)在特意发来的祝词中指出,“在欧州有两个极端的系统,共产主义和纳粹,造成了人间悲剧,我们必需进行反思,对此盖棺定论,并告知下一代,这尤为重要。尤其是共产主义,其理念覆盖整个社会,每个人要么是受害者,要么就是行恶的罪犯。如果我们不能够反对导致可怕灾难的共产理念及其机制,将会是很危险的”。他很高兴通过听证会,整个欧洲能够进行这样的工作。

基于2008年6月在捷克签署的关于欧洲良心和共产主义的布拉格宣言,此次听证会提议建立欧洲纪念和良知平台,强化现存对此项目的财政支持机制,并呼吁将8月23日定为纳粹和共产极权受害人纪念日。

主持欧盟理事会工作的捷克主管欧洲事务的常务副总理亚历山大·沃达先生(Alexandr Vondra)在听证会上表示,“时值'铁窗'(指共产极权) 倒塌20周年、欧盟东扩5周年之际,进行这样的工作很重要,这是为了那些曾被共产统治的欧盟成员国,因为民主的实施取决于如何能面对过去;为了在欧盟内更好的理解;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从过去学到的重要的教训。”他表态,捷克作为欧盟主席国,支持听证会提出的上述建议,并致力于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

欧盟执行委员会负责教育和文化的专员扬·费格尔先生(Jan Figel)表示,“人类的主要价值观--人的尊严,曾被纳粹和共产极权严重摧残了,我们应该提倡人的尊严。”, 谈到财政支持,他指出,欧盟执行委员会是有可行的计划来支持欧洲纪念和良知平台的,有一个现成的构架,叫做“为公民的欧洲”,一个7到10年的总共2亿5千万欧元的计划,是基于文化方面的,可以用于欧洲公民和共同的历史,这就符合此议题。

听证会上,来自东欧、中欧前共产国家的代表们,如罗马尼亚的调查共产罪行研究所,匈牙利的全球受害人基金会,捷克的极权统治研究所,立陶宛的评估纳粹和苏联占领统治时罪行的国际委员会,爱沙尼亚的调查共产罪行基金会,波兰的国家纪念研究所,瑞典的共产主义罪行信息研究所,德国的联邦专员办公室,法国的当代历史研究所,还有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的代表等等,交流了去共化的工作,强调了人们一直忽视的共产极权在上一个世纪对人类所犯下的与纳粹极权同样邪恶的罪行,尤其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并提出了各种的建议。

前爱沙尼亚总理马特·拉尔(Mart Laar)先生在听证会上表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不仅仅是欧洲,因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犯下了相同的罪行,它们所在之处,都酷刑、虐杀、遣送人民。我们要共同对待共产主义在不同国家所犯的罪行,这样整个的事情就会更加重要和清楚。

来自捷克的欧洲议会议员、听证会的主持人之一扬娜·海拔丝卡瓦(Jana Hybaskova)表示,欧洲议会不同的党团的议员都参加了听证,体现了不同党派对此议题的共识。她宣布,下星期三,3月25日, 欧洲议会将就此议题,即欧洲良知和共产主义,进行首次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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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earing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Crimes of Communism

From:
http://www.ustrcr.cz/en/hearing- ... crimes-of-communism

PRAGUE March 13, 2009 –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a group of twelve MEPs from around Europe, are holding the hearing 「European Conscience and Crimes of Totalitarian Communism: 20 Years After」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eadquarters on Wednesday, March 18.

The goal of the hearing, which takes pl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zech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 is to present how the individual post-Communist states have reconciled with their totalitarian legacy. Twenty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nd subsequently the Iron Curtain, it is high time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often marginalized crimes of communism. 「In this period of the Schengen Agreement, which is a symbo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wareness of the crimes of communism, especially on the part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is minimal. At the same time, these crimes make up an inseparable part of our common European history, much as the crimes of Nazism, which are much more often spoken about,」 said Miroslav Lehký, First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The hearing begins at 2:30 p.m. in the building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Brussels. In addition to Miroslav Lehký and the Institute’s director Pavel Žáček, representatives of partner organizations from Germany, Hungary, Poland, Romania, Bulgaria, France, Sweden, Lithuania, Latvia and Estonia will attend. From among politicians, the following have promised their attendance: Deputy Prime Minister for European Affairs Alexandr Vondra, European Commisar Ján Figeľ, Deputy Chairma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lejo Vidal-Quadras, and MEPs Jana Hybášková, Jan Zahradil, László Tokés and former commissar Sandra Kalniete of Lithuania.

The European Hearing is the third step leading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European platform of memory and conscience which would support the activities of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reconciling with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Europe. The platform should also ensur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 of individual institutions not only in Europe, but also overseas, through coordinated research projects offering faster transfer of new knowledge throughout Europe than exists today.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will also present at the hearing the pilot version of its English-language magazin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which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medium featuring contributions by historians from throughout Europe.

The first two steps towards the European hearing were taken last year in Prague. The first took place at the Jun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uropean Conscience and Communism」 in the Senate of the Czech Parliament, where the Prague Declaration was born. That declaration has to date been signed by almost 50 MEPs. The second step was the preparation workshop in November, at which representatives of 18 states of Europe met and agreed on the fundamental outlines of the aforementioned platform and the necess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elucidation of the crimes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that reigned in Europe. The European hearing, initiat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follows on this workshop. The idea for the hearing was first presented in 2007 in the proposal for hearing placements in the program of Czech activiti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zech Republic’s presidency of the EU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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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十月革命是恐怖分子的胜利

曹维录 投稿 2008年02月10日


题记:历史上常有可怕的错误,但真理总有一天会恢复的。
--布哈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句很经典的语录被人们反反覆复说了半个多世纪。


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认为(中共和其喉舌媒体也一直都是这样宣传的,人们不过是相信了这种宣传):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苏联的尔什维克和劳动人民进行的一场革命,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了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打败了当时反动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开始实现"当家作主 "的美好愿望。事情过去了已经90年,随著信息的开放和前苏联一些秘密档案的解密,许多问题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当我们把历史的真相逐步复原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真相。现在,俄罗斯史学界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搞乱了整个俄国,破坏了俄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俄国人民就不会经历如此多的苦难。"(见百度网文《俄国官方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以及列宁》)


十月革命不是工农革命运动


说出十月革命历史的真相会让许多人震惊不已,甚至可能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它对我们这许多年来形成的常识冲击太大了,许多人会把说出真象的人当作骗子。你确实也无法想象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自称是代表了工人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革命政权,从夺权到建政,从上层领导到下边武装军人,在严格意义上说,没有穷苦的工人和农民。在上边,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们没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在下边,虽然很多参与者出身工农,但绝大多数都是为钱,是拿钱雇来的,并不是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战斗。


1910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罗曼诺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人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就是在1913年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分离后,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内没有一个来自工人的领导人,他的加入使列宁欣喜万分,列宁说:"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人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的政党。"(见《克格勃全史》37页)显然,列宁是把马林诺夫斯基当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在他看来,马林诺夫斯基最主要的优点就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所没有的。列宁说有了他"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实说得很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有了他就可以冒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让列宁白白高兴了一场,马林诺夫斯基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一个打入布尔什维克的沙皇间谍,一直把列宁骗了许多年,早在1914年,孟什维克的一个领导人就说:"我们都相信,他毫无疑问是个奸细,能否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码事了。"可是直到1917年1月,列宁还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因为如果一旦没有了马林诺夫斯基,列宁领导的这个夺权帮就真的是清一色的剥削阶级了。他为马林诺夫斯基辩护,说那些指责"绝对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后,人们在"暗探局"的秘密档案里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实记录,证实了他确实就是个奸细。1918年在莫斯科被枪决。(见《克格勃全史》38页)也许,列宁知道马林诺夫斯基是沙皇间谍,不动他,是为了用他来骗别人。


赖利是英国的一个很著名的间谍,有一本记叙英国秘密机构历史的畅销书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没有第二个间谍能拥有赖利所有的权力和影响。"在 1918年,赖力曾致力于推翻列宁所建立的的共产主义制度。他对当时苏共政权的军事作了如下分析:"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脱维亚人,谁控制了拉脱维亚人,谁就控制了首都,拉脱维亚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为布尔什维克效力,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都是些外国雇佣军,而外国雇佣军为的就是钱,谁出钱多,他们就跟谁走。我若是收买了拉脱维亚人,那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见《克格勃全史》60页)根据英国间谍赖利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列宁就是雇佣这些拉脱维亚人搞了所谓的"人民起义"。


当然,仅以上边两个例子说明当时布尔什维克基本组成构成,证据尚显不足,但只要我们对当时的一些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十月革命就是一些野心家争权夺利的政变,而绝不是什么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


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府迫于形势理行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允许人们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也可以公开活动和发展党员了。但是,尽管如此,参加这两个党的人还是很少,到1910年,党员的人数还有不足一万人,很少有工人参加,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自称代表著产业工人,可是实际情况是,当时俄国是个农业大国,工人数量很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就是这百分之一、二的产业工人,只有不到5%的极少数工人愿意跟著布尔什维克走。


布尔什维克在贫困的劳动民众中得不到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是少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于1918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搞起了独裁专制。代表著自由、民主社会制度的"立宪会议",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仅仅只有几个星期!如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深得劳苦大众信任的党,他用得著在刚刚取得政权后就匆匆忙忙的撕去伪装,搞一党独裁吗?


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等是一些恐怖分子


19世纪末,正是恐怖活动大行其道的年代,政治谋杀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仅在几年的时间里,死于恐怖活动的各国政要就有:法国总统卡尔诺(1894 年)、西班牙首相卡斯基略(1898年)、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利(1901年)。除此而外,还有一连串的俄国政治活动家,其中有教育部长博戈列夫(1901年)、内务部长西皮亚金(1902年)和接替他职位的普列韦(1904年)、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1906 年)、总理兼内务部长斯托雷平。(见《克格勃全史》26页)列宁成长于这个时代的环境中,深受恐怖风气的影响,一贯坚持搞恐怖活动的路线,甚至把恐怖活动的革命方法推广到了亚洲,20世纪之初,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暗杀活动非常盛行,同列宁共产党的影响或暗中操作有一定关系。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是民意党敢死队员,1887年涉嫌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案而被处以死刑。民意党是8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在党纲明确写有"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独立革命的成果和借助于密谋取得的成果"。列宁当年深受其兄的影响,对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纪律、限制等组织模式十分欣赏,并明确指出"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


列宁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一分子,因其兄涉嫌刺杀沙皇而被从上层社会驱逐出来,因而他对俄国的上层社会充满著怨恨。列宁的革命,从来不是基于对劳苦的工农大众的同情,而是基于一种对权力的欲望和无边的仇恨。1891年--1892年伏尔加流域闹饥荒,当地知识分子主张对饥饿的农民施以救济,列宁坚决反对,他认为饥荒有进步作用,它可以毁掉古老的农民经济。一些曾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人说:"列宁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仇视一切,......一切都是从仇恨出发。"列宁的这个思想对20世纪的政治影响很大。


蒋介石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说:"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第三国际的马林曾问孙中山为什么要革命,孙中山告诉他是"因为爱人类而革命 "。马林感到很奇怪,他说:"为爱人类而革命,这个革命永远也不会成功,我们是为了仇恨而革命。"(见《蒋总统秘录》)基于列宁这个思想的指导,十月革命后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大多都是以满腔的仇恨来从事革命的。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要人们激发阶级仇恨,仇恨越大,革命越彻底。为此,就忆苦思甜,就办阶级斗争展览会,开批判会,开公审会,办学习班,想尽办法煽动人们的仇恨。


1891年以后列宁迁到首都圣彼得堡,在那里以律师的身份作掩护搞革命工作。当地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觉得这个新来的人不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倒很象个"民意党"的信徒,因为他主张以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公开宣传民意党的那一套革命策略----以恶的手段实现善的目的。


十月革命前列宁就一直从事著恐怖活动,沙皇的暗探局掌握著很详尽的有关列宁从事恐怖活动的资料,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来的只是那些档案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些文献中记载了斯大林在1909年曾经批评过列宁所搞的恐怖活动,认为这些恐怖活动是"失算"和"不正确的组织政策"。但在实际中,斯大林也执行恐怖活动的路线,据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斯大林》记载,斯大林为给布尔什维克党筹集经费,经常参加武装抢劫。例如,马尔托夫说,1907年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对护送一车卢布的哥萨克押送队进行袭击,抢劫了将近30万卢布。马尔托夫在文章中非常气愤地说:"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卷进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性勾当"之中。(见《斯大林》47页)在斯大林的一生中有许多"强盗性的事迹",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自己也不否认。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基本上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要维持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需要好多钱,为解决经费问题,列宁经常组织抢劫银行和骗取捐款。


当然,由于苏共在夺得政权后对其在历史上所作所为进行了粉饰和掩盖,一些卑劣行径的见证被销毁,有些很关键的档案被灭迹,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仅存的一些资料中找出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对研究苏共的历史是很有帮助的。

十月革命把俄国历史拉向倒退


对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政敌施行迫害,是近代才有的事。拿俄国为例,真正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是到了1845年后才有的,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于1845年在刑法上对政治犯罪作了界定。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施以很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政治犯罪给予定罪不同于文字狱,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比较,这里不予细说。俄国从1845年一直到1988年在漫长的一百几十年里,都有对政治犯治罪的法律条文。沙皇有300多年的历史,只是在最后阶段才施行政治定罪,前苏联有70多年的历史,政治迫害贯穿其统治的始终。在这期间,无认什么人,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表示怀疑,都被当成刑事犯罪处理。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质在破坏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活动"的人,判处7年以下徒刑,并附加5年以下流放。(见《克格勃全史》22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前苏联时期同沙皇时期相比,最起码可以说没有一点进步。


分析研究俄国的历史,人们会看到,从1845年到1988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出现了短暂的宽松时间。正是由这短暂的宽松,我们才有十足的把握说十月革命把俄国历史拉向了倒退。


20世纪初,俄国出现了两次革命,一个是1905年的革命,一个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1905年的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了,可以说是失败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又可以说没有失败,因为在革命被镇压后,沙皇迫于形势,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政治犯,革命的党派也可以自由发展了。到190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人数都有所增加,两个党的人数合在一起达到了八万四千多人,后来到低潮时又有所减少。可以说,没有沙皇在政治上的放松,就不会有后来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发生,列宁利用了沙皇政府的宽容。二月革命中,沙皇可以下令镇压,但是他没有,而是和平退位。正因为如此,沙皇尼古拉二世,被人们称为"赤诚的爱国者"。后来列宁得势以后,却下令谋杀了沙皇的全家。


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俄国历史上有著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由二月革命产生的临时政府是一个进步的政府。


"二月革命"从上一年就开始了。1916年的11月,资产阶级和保守派的上层人士在议会中攻击沙皇政府作战不利,责骂沙皇卖国。上层的变化影响到了下层,人们奔走相告,认定大变革即将到来。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导致了二月革命的发生。革命的导火线是一次兵变,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是一批年龄较大的农民。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免役了,不满的情绪一直在增长,所以当他们的长官下令让他们向闹事的民众开枪时,他们拒不执行命令,哗变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俄国是参战国,将军们怕哗变的消息传出去影响前方战事,就劝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挽救俄国的危局。尼古拉接受了人们的劝告,3月 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了退位诏书,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沙皇退位后,杜马(议会)代表们就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行使国家权力,这就是当时的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政党中的知识分子们在彼得格勒设立"苏维埃(soviet),即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监督临时政府。由此时到"十月革命"发生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俄国就是这种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由上述的历史情况来看,当时即使是沙皇政府也在政治上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同时沙皇后期并没有绝对权力,它也不能不受监督,为所欲为。二月革命是国内各阶层的民众和军事势力反抗沙皇的结果。早在尼古拉二世上台之前,就已经有5000多名革命者流亡海外,采用各种方法准备推翻沙皇制度。二月革命中临时政府的成立,正是顺应了这种潮流。临时政府上台后实行民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召开被沙皇在战争中关闭的国家杜马(议会),著手建立民主国家。


二月革命发生时,列宁正流亡瑞士。一听到二月革命的消息,马上打电话给他那些在国内的同志,要他们不要信任临时政府,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不要和那些社会政党结盟,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全都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要把工人们武装起来,准备进行暴力革命。列宁热血沸腾,急著回国领导这场革命,夺取权力。


二月革命期间孟什维克和列宁党徒中的大部分人,原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政体,但是列宁不给俄国这个机会,急于建立一个由他主持的独裁政权。1917年的7月,他发起了一次武装起义,临时政府的情报部门把所获得的有关列宁同德国人勾结,颠覆俄国政府甘当卖国贼的案情公布了一部分,这场起义就被平复了。


被宣扬得神乎其神的十月革命其实没有经过武装战斗,也没有所谓的"一声炮响",那些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没有遇到抵抗,几乎是不发一枪一弹就把首都的机要部门都占领了。列宁说:"在俄国夺取政权轻而易举,就像举一根羽毛一样。"这是因为临时政府不想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很乐意和平地交权,他们对权力也不像共产党看的那么重要。列宁很巧妙地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听起来象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而不是一党独裁。既然如此,列宁又那么热爱权力,何不让他来试试呢?成立一个由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又有什么不好?万没想到,列宁把俄国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临时政府的国家要员们也为自己的妥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十月革命后由列宁建立起了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反动、最黑暗的共产独裁政权,把俄国历史拉向倒退。这个政权不仅给俄国造成极大危害,而且也危害了整个世界。


十月革命后列宁实行最残酷的独裁暴政


十月革命后由列宁掌权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打著"苏维埃"政权的招牌,其实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把原来的一切司法章程、法律法规全部废除,把司法工作交给革命法庭和新成立的秘密警察机关去处理。而那些所谓的革命法庭,主持者都是不懂法律,没有教养,没有知识,只有革命热情的人,秘密警察机关专搞特务统治。列宁政权一开始就实行恐怖统治,1917年的12月,列宁赞成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法庭(街道法庭)审判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地鼓动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行动,"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捷尔任斯基语)。


有一个肃反委员会的官员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红色恐怖》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语言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克格勃全史》第47页)列宁和苏共的上层领导们实行残暴的恐怖统治,搞群体灭绝。他给专政下了一个定义,说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法律条文限制,没有规章制度制约,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列宁就是以恐怖的手段来消灭政敌和恐吓劳苦民众。列宁政权为了对全社会实行恐怖控制,散布说:"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各种形式表现著,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入的。"(《克格勃全史》第69页)


由于列宁不知道怎样管理好国家,不懂经济,十月革命后经济遭受极大损失,造成苏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面对严重的经济失败,列宁出于仇恨的本性大开杀戒。有一个名叫埃特克.斯坦因倍格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曾一度在共产党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他描述1918年2月人民委员会开会时的情景,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在正法"。这批犯人范围很广,只是粗略地划为"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斯坦因倍格反对这项法令,他的理由是这项法令条文"过于苛酷,......势必造成全面的恐怖统治 。"斯坦因倍格写道:


列宁对我的反对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么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好吧,行啊......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不过我们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以上内容见《共产主义实录》第51页)
1922年5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蔽人。"根据1922年公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枪杀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另类型的刑事罪犯的权力,也就是他们有草菅人命的权力。整个国家陷于一片恐怖之中。


十月革命后,列宁都作了哪些事?我们不妨罗列出来,加以分析,就可知道列宁建立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人间地狱。


首先是废除由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实行一党独裁。在十月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赢得了绝大多人的拥护,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中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选票的支持。这个选举结果让列宁非常恼火,他本来是要作个民主的样子的,结果是不能再装下去了,于是他们就干脆解散了1918年1 月召开的立宪会议,赤裸裸地实行独裁暴政。


再就是卖国。解散民主选举的议会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举动,在最初夺得政权的日子里,国内全面混乱,布尔什维克所能控制的地区很少,只有方圆500公里的地区,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在国际社会看来,解散民主选举的议会使布尔什维克无法证明他们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府,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就只能卖国。其实不只是列宁的政权,所有的独裁政权同时也都是卖国政权。独裁政权的最大特点是在国内实行残暴血腥的统治,在国际上出卖民族利益。列宁让他的助手与同盟国的德国人、奥国人、土尔其人、保加利亚人签订了《布勒斯特----立托乌斯克和约》,此项和约把俄国的国土象豆腐一样一块块地卖掉了。


第三是发动内战,把整个民族拉入战火之中,三年多的内战使俄国生灵涂炭,有数百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列宁领导的政党把内战责任推给那些仇视列宁政权的国内反动派和国外的帮凶们,但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纲领中就有"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变成阶级之间的内战"的内容,这是其党的中心任务,托洛斯基说:"组织苏维埃政权,就是为了内战。"实际上,列宁在国内组织夺取政权,就已经是在发动内战了。在列宁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就是在发动国内战争中取得政权的。


第四,破坏俄国经济,人为制造饥荒。列宁党把自由市场看成资本主义的温床加以消灭,其结果是黑市经济反而超过了国营的苏维埃经济。列宁就故意制造通货膨胀,滥发纸币,消灭人们的存款,纸币泛滥成灾,物价飞涨:及至1923年,苏俄的物价较之1917 年的物价已经涨了一万万倍。有一位苏联共产党的党内专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苏俄的经济状况,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灾难。(见《共产主义实录》第51页)破坏经济的最严重后果是粮食减产,人为制造了大饥荒,政府和民众抢粮食。《共产主义实录》描绘苏维埃政权抢粮的场面,文章说:


莫斯科方面把那些城市游民武装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征粮队,分派到各地去征收所谓"剩余粮食"。农民中有许多人是服过兵役的退伍军人,有战斗经验。于是结果,各地的农民便与征粮队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恶战。大部分的乡区都沦为内战的战场,其破坏糜烂的程度,超过了红军对"白匪"的战争。只要是抗拒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列宁就称之为"富农",可以任意批斗,并号召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1921年初,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对农民作出了一点让步,不再用武力强征粮食:准许农民用实物来纳税,还可以把他们的余粮拿到自由市场去出售。可是,这些让步政策来得太晚了,苏俄还是发生了任何一个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的大饥荒。这次由一场旱灾引发的饥荒,使五百二十多万人活活饿死,仅次于后来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如果没有美国救济总署的接济,还不知道将饿死多少人。


第五是屠杀民众,制造红色恐怖。列宁认为,以前的革命之所以会不成功,主要是由于对敌人太手软,半途中停下来,让敌人得以活命,并从新组织起来进行反扑。所以他要用暴力,要对敌人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他引用马基亚维里的话说:"如果实现某种目的必须采用某种暴力行动,这种暴力行动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说是这样说,实际上是,由列宁开始的暴力屠杀,经由斯大林贯穿共产主义政权的始终。列宁最爱说的话是"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当成最凶恶的敌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


列宁政权显然是要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让人们对他的政权产生恐惧心理,甘做奴隶,不敢反抗。他在一个指示中布置完杀人任务后说:"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使周围数百俄里(公里)以内的民众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会胆战心惊,奔走相告,说我们正在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而且还要绞杀其他的吸血鬼。"


以上所举五点当然是一点也不全面的,共产主义的恐怖统治渗透到苏俄政权的方方面面,而且到斯大林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不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采用高压手段打击异己。对那些不肯附和他们的人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杀掉。诸如:骗子、流氓、投机商、盗贼、无赖、暴徒、白匪、反动富农、反革命煽动者都是可以杀掉的罪名,问题是这些罪行不一定真有,是随便给安上的,就是说想杀谁就杀谁。

十月革命危害全人类


发生在上个世纪之初的俄国十月革命,绝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股逆流,是恐怖分子的胜利。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彻头彻尾的恐怖政权,为使自己建立的恐怖政权不至于被消灭,他积极向世界推销共产主义。由列宁组建的第三国际把共产主义的危害推向了全世界,初步统计全世界有一亿多人口死于共产主义红祸,这一切都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现在人们要清算共产主义的毒害,就要从十月革命开始,要从根上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危害,也从十月革命开始。要从根本上彻底同它划清界限。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攻击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恐怖活动。这些恐怖活动大多是用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来进行的。有些即使没有打马列主义的旗号(如中东的恐怖分子),也和世界上的马列主义国家非常亲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们的支持。


近年来,共产主义在苏俄有死灰复燃的苗头,苏联时期的国歌也被恢复,许多苏联时期的塑像和纪念碑已经结束封存期,俄罗斯议会上院4日投票通过在俄罗斯军旗上恢复镰刀斧头图案。苏联时期的专搞恐怖活动的克格勃头子普京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最近媒体报导,前克格勃特工利特维年科被毒杀一周年之际,其遗孀玛丽娜接受媒体采访,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在背后指使下毒者就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些事说明,由十月革命制造的共产红祸还在危害著世界,共产主义恐怖活动还很盛行,人类根除共产主义,摆脱之祸的事业还任重道远。


(写于2007年11月)


原载黄花岗第二十三期


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胡适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 “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

胡适 1947年7月



從奧巴馬演說中 看中共的弱智 中共怕成這樣 太可笑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s3iOT5vZRI&feature=related


奥巴马就职演说中说到:回想先辈们在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时,中央台慌张切镜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lqmquYzaKw&feature=related

假如毛蠟像的頭被扯斷

2008年10月25日星期六

假如毛蠟像的頭被扯斷

早前德國柏林的杜莎夫人蠟像館分館展出希特拉蠟像時﹐一名曾當警務人員的41歲德國男子不顧阻攔,衝前扯斷希特拉蠟像的頭,當場被捕。他被告上法庭﹐最後因月入不足985歐元,屬於赤貧人士﹐極有可能甚至不用賠償一毛錢﹐儘管該希特拉蠟像價值高達20萬歐元。德國司法部發言人說:「從每月收入不足985歐元的人身上索取賠償並不現實。」在德國﹐由於希特拉是殺人狂魔﹐其肖像及其他納粹紀念物一般是禁止公開展出的﹐所以展出這個蠟像也引起極大爭議。這事自然令人想到中國。中國也有自己的希特拉--即毛澤東。但中國的希特拉只是挑自己人來殺﹐他也不敢像正牌希特拉那樣乾淨俐落、有數可稽的殺﹐而是喜歡借刀殺人﹐喜歡蠱惑群眾互相殘殺﹐喜歡整人至死﹐喜歡逼人自發跳樓自殺﹐並製造大饑荒把人餓死﹐事後並把死人數字死力隱瞞。所以﹐毛比希特拉殺人多得多﹐死於其手者數千萬﹐而且手法陰險隱晦得多﹐遠比希特拉可恥。這是為甚麼在中國以外地方﹐論者常把毛澤東、希特拉、史達林、波爾布特等並列為頂級殺人狂魔。但在中國﹐曾把中國摧殘殆盡的毛澤東竟然獲中國人奉為神﹐其肖像高踞於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期間有「天安門三君子」之稱的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向毛澤東肖像潑油漆﹐結果余志堅判處無期徒刑,喻東岳判處20年有期徒刑,魯德成判處16年有期徒刑。當中的喻東嶽更因而已患上精神分裂症,徹底喪失認人、說話及料理自己生活起居的能力。向毛肖像潑油漆已經如此﹐要是有人在中國把毛蠟像的頭扯斷﹐那還得了﹖恐怕這個人的頭也會被周圍的群眾當場扯斷。希特拉跟毛澤東肖像在自己國家的截然不同的遭遇﹐說明了兩個民族的民智分別處於甚麼水平。魯迅罵中國人的「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以「祖傳老病,誇示於眾。」﹐意境全出矣!

2008年10月24日星期五

歐盟敢得罪小人

今天歐洲議會向中國異議人士胡佳頒發沙卡洛夫人權獎。此獎非同小可﹐因為歐洲議會是歐盟轄下機構﹐而且是唯一個直選產生的歐盟組織﹐由27個歐盟成員國直選選出﹐所以極具代表性。早前胡佳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呼聲雖極高﹐也獲篩選至最後一輪﹐但應該是由於中國政府向挪威當局強力施壓﹐而功虧一簣。現在中國高速崛起﹐挪威這蕞爾小國思前想後﹐還是不敢得罪的。在人權問題上﹐英國早以丟盔棄甲﹐向中國扯白旗﹐美國也越來越要看中國面色。不是因為他們終於發現了中國統治者愛民如子﹐只是終於領悟到「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道理。所以﹐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日本侵華、英國賣鴉片、德國納粹甚至意大利法西斯﹐誰不敢罵個狗血淋頭﹐誰不敢踹上一腳﹐因為被踹的都是君子﹐但對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或踐踏人權﹐許多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現在幾乎只剩下歐盟這樣的龐然大物﹐有條件得罪小人﹐敢公然跟中國抬槓。去年我在台灣舉行的西藏會議上遇到歐洲議會副議長 Edward McMillan-Scott﹐他發言時夠膽當眾說﹕“Beijing is the most murderous regime in world history.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70 million of its own people – 38 million from starvation - and now thousands in Darfur and elsewhere."(「北京是世界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政權。它要為其七千萬同胞之死負責–當中3800萬人死於飢荒,現在又在蘇丹Darfur等地造成數以千計民眾死亡。」)一聽就知此君不是善類呆頭﹐是絕對敢向中國說不的勇者。歐洲議會這次給崛起中的、自認人權第一的中國所囚禁的「罪犯」頒這個人權大獎﹐無疑是朝著中國領導人非常紅潤的臉上吐了一口鄙夷之痰﹐令他們非常詫異的看到「錢可通神」竟也有不通之時。這也再印証了我在〈「黃禍」確是發生了〉一文中說的﹕「歐盟的成立,把歐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國的崛起,卻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這就是兩者的最大分別。我一直擔心的「黃禍」確是發生了。」

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

太不擇手段的活下來也未必好

中國的吃人肉歷史極為豐富﹐吃人的原因不外是為了口腹之欲、洩忿、壯陽或饑荒。我認為除了在饑荒中為了活命而吃人肉是可以勉強容忍之外﹐其他動機的吃人肉都是罪大惡極。我常懷疑﹐若是太不擇手段﹐即使活得下來﹐也未必是好事。若整個民族都傾向但求活著不擇手段﹐可隨便吃人肉的﹐長遠而言﹐極有可能留得下來的都是必要時可將道德底線放到很低的人﹐甚至根本就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人。一個民族走到這一步﹐即使富甲天下﹐也是低等動物。為求活著而不惜吃人肉﹐甚至吃掉家人這種眷戀塵世的做法﹐讓我想起愛因斯坦的灑脫。愛因斯坦於1955年76歲時主動脈瘤(Aortic aneurysm)撕裂而內部出血﹐需要馬上做手術﹐但他在病床上拒絕了﹐他說﹕"I want to go when I want. It is tasteless to prolong life artificially. I have done my share; it is time to go. I will do it elegantly." (「我想走就走﹐強行延長生命有失品味。我已經做好了我的分內事﹐是時候走了﹐我將翩然而去。」)(見 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477頁)結果﹐翌日早上﹐他就去世。

2008年10月22日星期三

「鳥巢」以馬桶為造型可歌可泣

早前﹐我一位愛搜奇獵異的丹麥好友對我說﹐他在某外國傳媒中看過一個報導﹐說北京為奧運花了40億人民幣建的「鳥巢」﹐是有關設計師因為父親曾被中國政府下放勞動去掃廁所﹐所以就把「鳥巢」的外型設計成馬桶那樣﹐以雪心頭之恨。此說我從未聽過﹐但由於深具戲劇性﹐我極感好奇。我隨即細心看看「鳥巢」的外型﹐的確﹐從上空俯瞰﹐此物的確像個馬桶。然後再 google一下﹐特別是在英語網站對此事的討論﹐也確有不少人早具慧眼﹐一眼就看出這是個大馬桶。追尋之下﹐得知這「鳥巢」有三位設計師﹐除了瑞士建築家赫爾佐格(Jacques Herzog)和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之外﹐就是艾未未。艾未未是目前在中國最反中國極權統治的知識份子之一﹐更高調公開杯葛奧運開幕典禮﹐稱「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民的共和國,建國近六十個春秋後,仍然沒有結束專制統治,沒有實現全民民主選舉……讓我們告別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專制,因為無論是什麼理由,其結果是踐踏平等」。中國政府當然不會僱用他﹐只是負責這工程的瑞士公司請他幫手。艾未未的父親就是思想進步的大才子艾青。艾青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被流放到新疆的日子,他被迫每天打掃大量廁所﹐過著備受羞辱的牛馬生活。艾未未就在1957年誕生﹐據艾青妻子高瑛回憶:「艾青給孩子起名未未,是因『現實太殘酷了,叫他愛未來去』。」 艾未未其後在採訪中說﹕「我也知道他(父親)忍受了很多痛苦,他必須清掃所有的廁所,經常挨鬥。」他也很欣賞父親的作為﹐說「我後來看他的詩的時候,是很喜歡的。他的那種樸素的感情,那種正義感,對災難和不幸的同情都打動我。」 艾未未也沒有隱瞞他也意識到「鳥巢」像個馬桶﹐他接受英國衛報 Jonathan Watts 訪問時說 "Design in itself has a meaning for me. Whether a stadium or a toilet seat, the form is interesting, as are the human activities that relate to it..."。(“設計本身對我有一份意義,不管是一個體育場或是一個馬桶,形式都是有趣的,因為它們都和人類活動聯繫在一起。”)從這種種旁証看來﹐「鳥巢」的確很有可能是以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為背景﹐刻意以馬桶為造型。若是的話﹐這真是盪氣迴腸﹐可歌可泣的一筆﹐是一部偉大小說或電影的好題材﹐這總算是對40億民脂民膏的一個交代。一個設計師能這樣一舒平生志﹐糞土天下萬戶侯﹐人生到此﹐夫復何求?此事也是這次北京奧運的最大意義之一。

2008年10月21日星期二

錢學森協助毛澤東餓死幾千萬中國人


由於全民洗腦成功﹐錢學森在中國不僅是「導彈之父」﹐簡直是科學之神﹐是又紅又專的極致模範。但令人非常震驚的是﹐對於他如何在1960年代末協助毛澤東製造大饑荒﹐餓死4000萬人的那段歷史﹐整個中國仿彿當作沒有發生過。

為了給「大躍進」中的完全脫離科學的高產目標或報導提供「科學證據」﹐錢學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名為《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原文如下﹕
“前年賣糧用蘿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這是江西井岡山農民的一首民歌。我們的土地正在農民雙手豪邁的勞動中,付給人們更多的糧食。6月12日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後,又有二畝九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麥。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裏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見原文掃瞄本
錢學森這一筆涉及幾千萬條生命的帳﹐楊繼繩在其曠世鉅著《墓碑》中﹐當然要寫上一筆了。楊寫道﹕「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這篇文章。2004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可能有推卸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當然﹐不論毛澤東是否有意推卸責任﹐錢學森利用其專家身份弄虛作假﹐為大躍進開路﹐則確鑿無疑。

科學巨人愛因斯坦(1879-1955)曾說﹕
「單單授人一門專門技能並不足夠,否則這個人只會是一架有用的機器,而沒有和諧發展的人格。至為重要的是,學生要對不同價值觀有所暸解,和生動的體會。他必須對美對善惡感應靈敏。否則,他縱有專門知識,也不過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諧發展的人……所以我每每推崇人文科學之重要……」(原文:"It is not enough to teach man a specialty. Through it he may become a kind of useful machine but not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ality.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tudent ac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a lively feeling for values. He must acquire a vivi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and of the morally good. Otherwise he— with his specialized knowledge—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well-trained dog than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This is what I have in mind when I recommend the“humanities” as important… " 見《紐約時報》1952年10月5日報導 Einstein stresses critical thinking. 見原文掃瞄本
洋人的「偉大」的科學家﹐跟中國的「偉大」的科學家有些甚麼不同,由此也可略見一斑。所以﹐在我心中﹐錢學森始終只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已﹐只是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發揮到頂點﹐但他竟然就是中國人民心裡的神﹐也許這就是中國苦難永不休止之迷的秘密所在。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

中國人要敢於孤獨

中國人民族性中有一個極嚴重的缺陷﹐就是在思想上怕孤獨。無數中國人(特別是在海外因為夷人侵略中國而享有自由的華人)﹐因為痛恨中國共產黨﹐就把舊中國社會捧上天﹐這是香港不少反共華人的典型立場﹐狠批共而亂捧中﹐跟法輪功相近;同樣﹐過去在香港﹐許多人因為反對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就不惜倒向比英殖統治獨裁殘暴得多的中共政權﹐儘管在隔了幾分之一個世紀後一些人又今是昨非﹐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類似的模式可見於反對中國共產黨就要倒向中國國民黨﹐反對中國國民黨就要倒向中國共產黨。我自己一向就堅持﹐絕不可為了聲討某惡﹐就必要倒向這個惡的敵對陣營﹐特別是要是這敵對陣營也是另一個同樣嚴重或更嚴重的惡。這個弱點﹐似乎連孫中山也逃不過。他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居然跑去暴君如林的明朝之中的暴君之首朱元璋的陵前拜祭稟告﹐向這最痛恨自由的大暴君昭告﹕「從此,中華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見〈祭明陵文〉)簡直令人啼笑皆非﹐這是孫中山一生之中一大污點兼笑話。我深信﹐倒向道理本身就夠了﹐要是眼前沒有一個集團達到道理的最低要求﹐我就不會親近任何一方﹐堅守個人的信念即可。但我發現﹐極多中國人不能做到這點﹐他們總得要在精神上攬住一個很具體的母體(而且是越大越好)﹐才敢與另一惡對抗。也許是因為他們很享受那種合群的人聲鼎沸的熱鬧感覺吧。

2008年10月19日星期日

「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


楊繼繩在其曠世鉅著《墓碑》中﹐對中國在六十年代大饑荒中的吃人肉成風的歷史有詳細描寫﹐這是繼鄭義的《歷史的一部分》、《紅色紀念碑》或John Gittings 的Real China: 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實的中國:從食人肉到卡拉OK》)等著作以來對新中國吃人肉歷史的最珍貴最精彩的描寫。他在序言中寫道﹕「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叔父吃侄女」、「兒子吃父親」、「父母吃兒子」、「母親生吃女兒肉」﹐不一而足。最恐怖也許是他引用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的關於一次批鬥大會上爆發的眾人搶吃人肉事件。原文如下﹕
「1960 年春,亳縣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為制止這種情況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該村王某的前妻,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裡,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會場裡,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一聲『我嘗嘗』,伸手拿了一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眾人一哄而上,你搶我奪,亂成一團,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一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只好宣佈散會,不了了之。」
我在《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一書裡寫道:「在有八億漢字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作全文搜尋,『人相食』出現了1008次,『易子而食』出現了236次!細讀內文,都是實指,不是修辭學上的誇張筆法。而且,不但吃,還公然販賣。」可見﹐吃人肉這中國傳統﹐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是一脈相傳的。論吃人肉之多﹐在所謂「文明」國家之中﹐中國肯定是冠軍了。

2008年10月18日星期六

為甚麼洋人難以理解中國人

曾向挪威政府人員講解中國問題﹐他們都一致同意﹐要了解中國很難。這我完全同意﹐非常同情他們。一個最容易了解的民族碰上一個最難理解的民族﹐真是很不公平。你要不是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你不容易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但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的﹐還剩下多少是頭腦清醒的?非常少。他們許多都已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所迷惑﹐找不到迷宮的出口。有的頭腦較清醒的﹐卻又礙於中國人的自尊﹐或怕被指為賣國賊﹐而不肯對外國人披露中國人最污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也許有一小撮活口是願意披露的﹐卻每因溝通問題或表達手法流於八股而效果不彰。我就對這些政府人員說﹐中國難以理解﹐主要原因絕不是因為語言問題﹐而是一些備受許多人忽略的原因。譬如﹐中國的許多惡事的確太荒誕離奇﹐超過了正常洋人的接受程度﹐因而不獲重視或被質疑;其次是﹐中國人雖然在政治權利上是奴才﹐但在道德上卻是非常自由的人﹐極精於弄虛作假﹐口是心非﹐樂此不疲﹐是矯情虛飾大師﹐令洋人永遠與真相保持安全距離;再其次是中國人自己根本就不熱衷於被了解﹐也不太想了解別人。眾人都聽得目瞪口呆﹐說聞所未聞﹐非常精彩﹐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2008年10月17日星期五

不讓中國人知道我就是鍾祖康

由於我堅持本著常識與良知說話﹐我知道我得罪了無數人﹐尤其是中國人。過去已收過恐嚇﹐現在網上一些憤青更提議把我「搞定」﹐說:「他活著就是想中國不好就是想中國死」。過去我在香港時﹐已曾因參與民主活動或發表民主言論而一再失去工作﹐這讓我認識到﹐在一個傳統的華人社會如香港(中國更不用說)﹐老闆給你人工﹐不但買下了你的人身自由和尊嚴﹐甚至也買下了你的思想自由﹐從這點﹐就可見中國社會確是奴才溫床。這溫床沒有幾個中國人不趨之若騖的﹐但我卻極不安份﹐覺得做中國奴非常不爽﹐所以﹐我要反抗。由於中國人已經給我帶來極多麻煩﹐為了保護自己﹐過去幾年絕大部分我遇到的中國人或香港人﹐我都不會讓他們知道我就是那臭名昭著的鍾祖康。我只會讓那些外國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並囑咐這些外國人不要讓那些中國人或香港人知道鍾祖康就是我。魯迅曾說:「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 …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書信集‧答有恆先生》) ﹐對這我是謹記於心的。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洋人也愛中國文化論」的大盲點

許多中國人喜歡說﹐連那些洋人也愛上中國文化、道德經、孫子兵法﹐甚至風水了﹐並由此推論中國文化已通過洋人驗證﹐確是好貨﹐也由此推論西洋文明確已窮途末路﹐要找外援了。但這些人總是有一個大盲點﹐就是忽視了所有甚麼中國文化、道德經、孫子兵法、甚至風水在洋人社會中不論多流行﹐充其量也只如用膳時一道不起眼的配菜(side dish)﹐或餐前一客可有可無的小冷盤﹐而絕對不是主菜。要是變成了主菜﹐那些洋客也許已變成中華大醬缸的一部分﹐早被漿死了﹐或同樣要為中國人現在面對的死症而愁苦﹐甚至也大喊「來生不做英國人」或「來生不做法國人」﹐寧願冒死也要躲在貨櫃裡偷渡去亞洲新大陸。作為一個開放文化或自由社會上的文化小配角﹐無論本身多荒唐多無聊﹐也多會被容忍﹐甚至會被鼓吹的﹐來製造一點異國風情和多元風貌﹐這樣﹐一個自由社會才能名實相符。就如一個社會有一小撮放浪形骸的嬉皮士可令社會輕鬆一點﹐是好事﹐但人人都是嬉皮士就可讓整個社會烏煙瘴氣。中國文化大概就可比作嬉皮士那樣的用以點綴一下西方世界的裝飾品。又如洋人社會中一小撮超極端的知識份子利用西方社會賦予他們的自由﹐盡情批判西方社會﹐甚至走火入魔﹐羨慕起那些沒有這種言論自由的獨裁社會來﹐這一小撮超極端份子也是有助洋人社會大眾反思的﹐但若成為主流就會令社會陷於虛無﹐若被他們所羨慕的獨裁社會用作宣傳工具﹐更是非常有害。不過﹐也得補充一點﹐我有這樣一種讓我非常困擾的觀察﹐就是一些在中國搞得一蹋糊塗的「國粹」﹐有時到了外國人手中似可化腐朽為神奇;而一些外來好事物到了中國人手裡又每能被點金成鐵。

2008年10月15日星期三

錢永健與胡佳


早前﹐剛獲諾貝爾化學獎的華裔美國人錢永健在電話記者會中,有中國新聞記者居然問他﹕「您是中國人嗎?您會說中文嗎?」就如喜問人家薪水多少那樣﹐許多中國人並不覺得隨便問人是不是「中國人」是無禮的。錢看來極不滑頭也頗厚道﹐他沒有冒充是中國人﹐但也不想傷害那無聊的記者﹐就只回答了第二個提問﹐用英語答說「只能說一點點中文,對自己的名字會寫,但不會說」;但那些信奉大中國主義而又魯鈍的中國記者仍要追問﹕「您的成就對中國科學家來說有什麼意義?」到此﹐錢依然不來中國人你好我好那一套﹐說些甚麼「以中國科學家為榮」之類大家都翹首以待的話﹐他居然說(也是用英語):「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我不是中國科學家」。錢永健的確已經不是中國人﹐他已經用這種洋人叫做 call a spade a spade(直言不諱,有啥說啥)的風格說明一切。典型中國人最懂和氣生財﹐曲意逢迎﹐不會這樣說話的。初步看來﹐錢的表現﹐似無華裔科學家常見的圓滑世故﹐令我刮目相看﹐也令我想起魯迅曾說的:
「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墳.燈下漫筆〔1〕〉
錢永健當然沒有詛咒中國﹐但有良知有勇氣對中國忠言逆耳,不混水摸魚拉關係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中國一味叨全世界成功「華裔」的光﹐只會繼續延緩自己對中國人禍的反思!為甚麼中國人總要離開中國才可奪諾貝爾獎?為甚麼中國可以成為奧運金牌大國﹐卻是諾貝爾獎侏儒?錢永健都已經表明不是中國科學家了﹐何以全中國媒體還沒皮賴臉的要尋出錢永健的中國根?相反,幾乎成為第一個居於中國而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胡佳﹐卻被指「只是一名罪犯」,無人問津。

2008年10月14日星期二

我讀書有一個特色

我讀書有一個特色﹐就是不跟風。在同學都埋首於金庸小說或武俠漫畫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讀《沉淪》、《阿Q正傳》、《中國文化的展望》、《殷海光書信選》(盧蒼編)或《聽聽那冷雨》;當人人都在讀《挪威的森林》時﹐我就愛讀 Arthur Henderson Smith 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earls of Wisdom from China﹐和潘光旦所有的書;到全世界都在讀哈里波特﹐我就在讀《自西徂東》(花之安著)、《五種遺規》和梁啟超的所有著作。我越來越愛看舊書﹐就如我愛看陳年電影和聽舊歌。許多新書、新電影、新歌太花巧﹐還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一些萬人爭看的新書﹐我會漫不經心地等10多20年後才會考慮看看。不過﹐有些書是例外的﹐一定要一出就看﹐譬如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或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也有些書是一直在看卻也看不完的﹐如《紅樓夢》、《魯迅全集》和《聖經》。我曾跟風在1984年讀了佐治‧奧維爾《1984》(中文翻譯本)﹐效果不好。那年19歲﹐未能領略書中的精髓﹐多年後才體味到這是極品中之極品﹐真真正正稱得上是 "ruthlessly satirical and sarcastic"。

2008年10月13日星期一

「窮人挖眼自殘騙保」只是「中國人大悲哀」

我曾說﹐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時﹐一大難題就是許多中國事是荒誕得令識者不敢聽信!那宗於2006年被揭發、於2007年由香港法院審結並判刑的「窮人挖眼自殘騙保」的案件﹐就是一個例子。涉案共有七名被告﹐分別為港人主謀郭樺昌(47歲、前保險經紀)、港人同謀何淑賢(45歲、保險經紀)、吳沛霖(27歲、貨車司機)、郭潤生(55歲、主謀胞兄﹐保險公司主管)和內地人同謀張志彪(35歲、侍應)。另外兩名被告是願意刺瞎自己一隻眼以協助騙保險金的劉遠明(38歲、無業)和古志遠(34歲、無業)。「瞎眼意外」共令16家香港保險公司受騙,涉及2300多萬元保金,當中850萬成功被騙取。刺瞎一隻眼的兩名內地人各得20至30萬元報酬,另外同謀何淑賢獲分6萬元,負責招攬內地窮漢的劉遠明獲28萬元,安排「意外」發生的內地中間人張志彪得5萬元。所有被告均被判入獄﹐包括犧牲了一隻眼的劉遠明(入獄兩年兩個月)及古志遠(入獄兩年)。主審法官邱智立指此案是歷年詐騙保險金中,情節最嚴重的一宗,案情駭人聽聞。他用盡最強烈的用詞訓斥被告﹐指被告覷準內地經濟差的普羅大眾,以金錢利誘他們犧牲一隻寶貴的眼睛﹐「欠缺良知及對生命的尊重」﹐是「人類大悲哀」云云!!我倒認為只可以說這是「中國人大悲哀」而已。世界上窮人多的是﹐但敢問有多少會窮到會低賤到像中國人那樣會願意挖眼騙錢的?一個為了生活連自己的眼睛也可挖掉也會把別人的眼睛挖掉的民族﹐還會有甚麼事情做不出來?一個會逼人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以求活下去的社會可以有多文明多和諧?通過「窮人挖眼自殘騙保」這驚世駭人奇案﹐就會明白甚麼鴉片餐、地溝油、毒奶粉只是小巫見大巫。這又是另一件要寫進《中華五千年文明》或《新中國萬歲》的大事。

2008年10月12日星期日

「特供」制度是中國食品安全的大毒瘤

最近網上流傳一件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非常關心的新聞﹐就是大量媒體報導說﹐中國國務院下面設有一個叫「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部門﹐專門向高幹家庭供應安全有營養又好吃的食品。國外傳媒對此也有廣泛報導﹐如美聯社星期日泰晤士報abcnewsCNN國際先驅論壇報澳洲人報南華早報海峽時報Canadian Business等等﹐在維基也有。其實﹐對於中國領導人享有「特供」這種特權﹐一般中國民眾當然不會感到意外﹐只是恰恰在這個時候爆發開國以來最嚴重的食品大醜聞---毒奶粉事故﹐這種報導中的「特供」制度就變得非常敏感﹐令老百姓更加尖銳地感受到自己的賤民身份。因此﹐國務院也嚴正聲明有關「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之說純屬謠傳。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核實是否真的有「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這個機關。但不論是否有這個機關﹐我卻很相信對高幹和領導人的「特供」服務是有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本身也的確曾承認有這種「特供」制度。且引用《陝西人民廣播電台黨課教材》如下:1989年春夏之交的動亂,雖然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群眾和青年對黨政機關腐敗現象的不滿和強烈要求懲治腐敗的願望,而煽動起來的一場以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政治風波。但是,小平同志在風波平息之後尖銳地指出:這場風波的出現,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腐敗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信心,以為我們包庇腐敗。為了取信於民,當時黨中央很快就做了幾件群眾最關心的事: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的食品特供,嚴禁請客送禮,嚴格控制出國,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抓緊查處大案等,迅速打開了反腐敗鬥爭的新局面。」現在20年過去了﹐上述中央承諾的幾件事﹐如「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嚴禁請客送禮」、「嚴格控制出國」、「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抓緊查處大案」等等不是走過場、只打小老虎、就是屢禁不止﹐那麼﹐我實在沒有理由相信何以惟獨「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的食品特供」一項可以落實﹐特別是在中國這個粗劣毒食品遍地的國家﹐食品安全對高幹確是性命攸關的事。就像「刑不上大夫」必摧毀司法制度那樣﹐只要「特供」制度一天不廢除﹐最高領導就可以完全置身於有毒食品之外﹐那就休想解決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

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

「惡行荒誕識者不敢聽信」

科幻小說大師倪匡繼早前向讀者極力推薦《來生不做中國人》後﹐幾天前再介紹我另外一本作品《中國比小說更離奇》(見香港《蘋果日報》2008年10月4日「倪租界」)。倪匡在其文章中引用了我在《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書裡寫的一句我自己很喜歡的話︰ 「(中國)惡行荒誕識者不敢聽信」﹗(原書205頁)這是中國的國際形象並沒有因其所作所為而嚴重受損的一大原因。我就試過對外國人講中國大陸的火鍋店會在火鍋裡加罌粟殼讓客人上癮﹐但不是人人會信;對他們講有臭豆腐販子會用人糞作速臭劑﹐他們更加懷疑﹐也不想聽;那些用作食油的甚麼地溝油、潲水油﹐中國民眾雖已耳熟能詳﹐但那些洋人簡直聞所未聞﹐聽到已幾乎反胃,因為在外國也只會作生物燃料(biofuel)用。又有幾次﹐我對他們提到中國的嬰兒湯(在中國會用「排骨湯」這類暗語)﹐反應就更大﹐一個不相信﹐也拒絕看照片;另外兩個看過照片後幾乎昏倒﹐全身發抖﹐但拒絕再談論此事﹐我無法確定他們是否相信。類似的荒誕得令識者不敢聽信或不敢追問的惡行在古今中國都簡直多到一般中國人都感到乏味﹐但多來自溫室的洋人卻會半信半疑。這是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在建立國際形象時的一大優勢﹐雖然他們自己並不知道。

2008年10月10日星期五

推介挪威社會時的矛盾

由於我在著作裡不時提到挪威社會的過人之處﹐或者說﹐一些非中國人所能及其萬一並死口否認之處﹐所以不少讀者問我﹐有甚麼門路可以移民到挪威。其實移民挪威並不是許多人想像中那麼難﹐但吸引中國人到挪威絕不是我向中國人介紹挪威社會的目的。我最大願望是藉我的言論令中國人和香港人在他們的死胡同世界之外﹐ 看到社會發展的其他許多可能性;讓他們看到五千年「博大精深」文明之虛幻與孔聖人之致命局限﹐從而知恥近乎勇﹐革面洗心﹐見賢思齊﹐改革自己的國家﹐而不是只是跳船落海﹐游來挪威。老實說﹐我來挪威正正是為了逃避那些討厭我的中國人﹐那有想多見中國人之理?要是因為我宣揚挪威的美好而引來一批中國憤青、愛國華僑、高幹子弟、孔門弟子、龍的傳人、大中國主義者、中國大款、香港精英、香港退休高官或過氣特首、或毒奶販子、地溝油老手、活牛活豬注水商等等﹐那豈不等於把幾條以兇悍馳名的生魚(snakehead)放進了原本百年無事的天鵝湖?更甚的是﹐要是這些中華兒女嘗盡這裡的甜頭之後﹐仍一如慣常的以中國人為榮﹐言必稱炎黃子孫文必孔孟道統甚至馬列毛不然就是大市場小政府﹐又或以無神論者為榮﹐並自嘆只是這裡的二等公民﹐備受岐視云云﹐那樣﹐我即使被天打雷劈﹐也無顏面以對挪威。所以﹐用中文推介挪威時會頗感矛盾﹐有時不敢把最好的東西寫出來﹐怕招來更多中國人﹐讓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毛澤東翻譯員確認毛曾感謝日本侵華


愛讀曾擔任政壇名人的翻譯員所寫的傳記﹐因為他們最清楚會談或密談上的談話內容﹐只要他們的政治觸覺稍弱一點﹐就很容易在傳記裡面洩露了無異於國家機密的違礙明細。曾長期擔任毛澤東和周恩來日語翻譯﹐其後為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現擔任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中日關係史學會名譽會長等職的劉德有於1999年出了一本書﹐叫《時光之旅:我經歷的中日關係》﹐回顧了他所「親身經歷」的中日關係。在該書裡﹐他以現場翻譯的身份﹐記載了毛澤東於1964年7月10日會見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和細追兼光的細節。當時毛澤東與佐佐木的對話如下﹕
佐佐木: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災難﹐我們感到很抱歉。
毛澤東:用不著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有了他們﹐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如果沒有日本「皇軍」﹐我們要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繼續說:我們不談過去了。過去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好事情﹐對我們有幫助。你們看﹐中國人民不是奪取了政權嗎?(見原文 第293頁)
由此再一次清楚看到﹐說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華﹐確不是無中生有;說日本皇軍對中國共產黨有再造之恩﹐一點沒有誇張﹐讀過中國現代史的人﹐不可能得出第二個結論。若說國共內戰時中國紅軍「三分抗日」之說是捏造的話﹐恐怕這是因為連「三分」也誇大了。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靠日本侵華而得以奪權上台﹐但上台後的幾十年在公開的場合卻哭哭啼啼日本侵華的歷史﹐來敲竹槓索援助﹐和保住中國民族主義這飯碗﹐並為了掩飾中國統治失敗以轉移民眾視線﹐中國這樣做實在非常虛偽。儘管這段歷史就如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靠種鴉片起家那樣的令數以億計的「毛迷」難堪﹐但歷史始終要尊重的。可惜這書讀過的人應該很少﹐而且似已絕版。

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

中國真的那樣窮嗎?

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在其用中文寫的經典鉅著《自西徂東》中對中國病/國情簡直洞若觀火﹐他說﹕「說者竟以中國多窮民,諉之於地窮,謂中國不及西國地土之富,不知此乃愚人之見。中國土地實能富於西國,蓋中華地土膏腴,萬物易於生長……若西國則土地寒冷,生物艱難,而究之西國竟能致富,然則中西國政之善不善,必有能辨之者矣……夫中國致窮之故……一由於好奢……一由於好假,常費財以作虛假之事,如世上之酬神醮演戲及打齋禮鬥,與夫一切虛假之事,皆費錢財,此致窮之道也……」的確﹐中國之窮﹐並非與生俱來﹐而主要是「國政」之「不善」﹐以及好奢好假﹐十九是人禍。100年後的今天﹐並無絲毫改進。且不說民眾用於婚葬、供奉死人的虛耗﹐若政府不是荒嬉國政﹐不恤民困﹐好奢好假﹐就已經為社會為國庫省回成千上萬億。譬如﹐不搞奧運可省回四千億,不搞貪污腐化每年又省幾千億,做好水土保育以防洪一年又省幾千億,不搞銀彈政策跟台灣爭奪阿非拉小國承認又省幾百個億,甚至不好大喜功搞送人上天又可省千億,搞好食品的儲運減低巨量耗損又可省幾百個億﹐改善一下國民的營養不良以提升病夫式生產力又省幾百個億﹐改善國民衛生和不謊報疫情以避免非典型肺炎爆發又省幾千億﹐搞好產品安全食品安全也會為醫療系統省回無數個億﹐只要一個政府稍為向人民問責的﹐不可能發生上述那麼多的人禍﹐少了這些人禍﹐中國的財政不會現在那麼緊張﹐一般小市民特別是農民絕不可能窮成現在這個樣子。專家估計﹐中國六十年代第一顆原子彈就用了41億美元﹙按1957年的物價算﹚﹐儘管周恩來只敢說花了幾十億人民幣﹐但幾十億人民幣那個時候也是不得了的天文數字。據張戎在其鉅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考證﹕中國當時若不為這原子彈揮霍﹐「這些錢要是用在國際市場上買小麥﹐可以給全國人民在兩年中每人每天增加300熱卡﹐可以使大饑荒中餓死的三千八百萬人一個都不會死。也就是說﹐為了毛的第一個原子彈而死的中國人﹐是美國在日本扔下的兩顆原子彈合起來炸死的人的一百倍。」(見英語版506頁﹐中文版430頁

2008年10月7日星期二

羅素也不信上帝呀!

許多中國人﹐甚至是許多仇洋排外的中國人也喜歡說﹕連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也不是基督徒呀﹗有的甚至視他寫的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我為甚麼不是基督徒》)為聖經。但他們忘記了﹐他們不是羅素。羅素並非凡夫俗子﹐我們卻是。羅素可以承受得起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我們未必可以。在信仰問題上﹐這樣亂套會害死自己﹐還是把自己看成是無數庸庸凡人之一為上策。我始終認為﹐宗教是絕大多數人所必要的﹐不要隨便拿來做實驗﹐搞大躍進﹐否則是自找大麻煩﹐這個大麻煩一旦形成﹐簡直是無藥可救。看看中國人的悲慘下場就會相信。羅素雖然反基督教﹐卻也對此教有其一得之見﹐他在其大作《西方哲學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裡﹐在提到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272-337)讓羅馬帝國皈依基督時這樣寫道﹕ 「吉朋在最後指出的﹐是『這個基督教共和國的團結與紀律』。我想﹐從政治觀點來看﹐這正是五項原因中最重要的一項(即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所以讓羅馬帝國皈依基督得五項原因)。 在現代世界﹐我們已習慣了政治組織﹔每一個從政者都必須考慮到天主教徒的選票﹐可是這些選票又受到其它組織集團的選票的制約。在美國﹐天主教的總統候選人必因新教徒的成見而處於不利的地位。但假若沒有所謂新教徒的成見﹐那末天主教徒的總統候選人將比其他候選人更為有望……當基督徒依然佔少數的時候 ﹐他們已有了一種組織這在今日雖已尋常﹐但在那時卻是新穎的。這種組織賦予他們一種壓力集團所有的無與倫比的政治勢力。」(原文﹕"Gibbon puts last 'the union and discipline of the Christian republic'. I think that, from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his five causes.In the modern world, we are accustomed to political organization; every politician has to reckon with the Catholic vote, but it is balanced by the vote of other organized groups. A Catholic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is at a disadvantage, because of Protestant prejudice. But, if there were no such thing as Protestant prejudice, a Catholic candidate would stand a better chance than any other...the Christians, while still a minority, had a kind of organization which was then new, though now common, and which gave them all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a pressure group to which no other pressure groups are opposed.")中國人組織力奇差﹐即使某些稍為出色的組織如中國共產黨或三合會﹐卻只多能精於破壞而非建設﹐多屬反社會行為﹐像基督教那樣擅於組織又能建設社會的力量﹐也許正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的救命靈丹。中國人不是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嗎﹖

2008年10月6日星期一

婦女福祉就是國家利益

挪威社會之所以給婦女那樣長的有薪產假﹐除了因為國家頗富裕、人民均富、和講人道主義之外﹐就是這個社會不會認為婦女的禍福只是婦女自己的事﹐也不會認為胡亂養育下一代跟國家利益無關﹐這跟一般中國人的想法很不同。中國人一般覺得﹐欺壓婦女充其量只令婦女—或普通家庭的婦女—受苦﹐不會損及男性的利益﹐不會影響孩子的成長﹐也不會妨礙整體國家利益﹐這是中國人可以擁抱纏足惡習達一千年的一大原因﹐這種思維跟今天中國人或中國僱主對待婦女產假的仇視態度是藕斷絲連的。

2008年10月5日星期日

為甚麼挪威母親可以不用奶粉

三聚氰胺毒奶粉之所以對中國民眾或香港民眾打擊那麼大﹐原因之一﹐是中國的母乳喂哺比率很低﹐而香港則更低﹐絕大多數母親只會用奶粉。據說中國統治者是愛民如子的﹐又據說中國父母是極愛孩子的﹐以至於中國人膽敢說「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連毆打也是出於深沉的愛。既然這樣﹐中國父母卻為甚麼不多用母乳喂哺呢﹖在挪威﹐雖從未聞政府號稱愛民如子﹐也沒有人說甚麼「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但政府官員與父母到整個社會卻不惜一切代價﹐務必令嬰孩吃到母乳。起碼九成的挪威嬰孩都是吃母乳的﹐要吃奶粉相當罕見。挪威也沒有五千年博大精深文明﹐更沒有孔聖人的祝福﹐何以竟然能中國人之不能﹖甚至連香港也難望其項背呢﹖首先﹐鑑於已有充份科學研究證明母乳對嬰孩成長非常重要﹐多年來挪威一些志願組織以及政府全力向全國父母曉以利害﹐而挪威人是遠比中國人和香港人尊重知識和常識的人﹐所以紛紛遵從;其次﹐挪威婦女產後有44週全薪產假(丈夫將從中得到6週侍產假)﹐或54週八折支薪產假(丈夫亦將從中得到6週侍產假)﹐並在此38週或48週產假完結後(因減去丈夫的6週侍產假)﹐馬上接續多放5週的挪威勞工年假﹐若有孿生子﹐會另加產假;其三﹐挪威人﹐或者說﹐挪威婦女﹐由於從嬰孩開始就得到遠較中國人和香港人好的照顧﹐政府不會寧願荒廢孩子保健而去揮金搞奧運會﹐社會上也沒有中國那樣的偽劣產品和環境污染﹐總之﹐就是享有較少中國式的自生自滅式自由﹐所以體質一般遠比中國婦女好﹐大都有足夠奶水;其四﹐挪威整個社會處處方便母乳喂哺﹐母親可隨時隨地喂哺母乳﹐而不會被人駐足而觀或驅趕﹐即使在異性朋友面前也可隨意掏出奶子來喂哺﹐而不會有人大驚小怪;其五﹐中國父母常把剛出生的孩子就交託長輩老人家代養﹐甚至讓孩子長期住在長輩家裡﹐這自然非用奶粉不可﹐這種把嬰孩交託長輩代養的常見中式養育法在挪威社會極端罕見﹐比率肯定低於百分之一;其六﹐是肯付出﹐不怕麻煩。譬如挪威母親若有事在身不能哺乳﹐會預先把奶擠出存放於奶瓶﹐讓其他人到時代喂﹐若要較長時間離開嬰兒﹐會預先多擠一點奶放在冷藏庫﹐到用時就解涷﹐若母親還在上班﹐有時會由父親把嬰兒送到母親的工作間﹐在職母親在工作間均享有哺乳時間。說了那麼多﹐大家最感興趣的﹐當然是為甚麼挪威婦女可以有那麼長的產假(其實已有人建議再予延長)。當中一大原因是挪威以及其他四個北歐國家是世界上最均富的國家﹐挪威總理的稅後薪酬只有香港特首的六分之一左右(若把附加福利包括在內則相差更遠﹐那就是二十分之一左右吧)﹐若計稅後月薪﹐總理的人工只是一般清潔工人的三倍左右﹐不像香港那樣相差百倍﹐又或中國領導那樣「假低薪﹐真官倒」﹐比香港特首的依法掠奪所得更多。在貧富超懸殊的社會如香港和中國﹐婦女產假是很難大幅延長的。但有產假﹐是否就等於那些中國或香港婦女會給愛兒哺乳呢﹖就我所知﹐許多產假中的母親還是以種種理由或藉口﹐使用奶粉。

2008年10月4日星期六

中國人需要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

真正了解中國的人﹐不需要等到六四屠殺才明白中國統治者之殘暴﹐也不需要等到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醜聞才相信中國確實未有資格成為世界工廠。一些人幾年前曾認為我「偏激」﹐現在紛紛覺得我「料事如神」。無他﹐只要找到了中國人行為的文法﹐就萬變不離其宗。現在中國人覺得很憤怒﹐甚至開始看到極權統治與偽劣食品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因為事件危及作為他們生趣主要來源的吃喝大事。中國人的許多其他權利﹐如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早就被蹧蹋無餘﹐但他們的憤怒遠沒有其對毒奶粉的憤怒那麼大。看來只有吃的問題才能迫使中國人認真起來。因此﹐毒奶粉事件越嚴重﹐死傷越慘重﹐其實是對中國越有利﹐這就是中國古人說的良藥苦口。這次毒奶粉事故再次證明﹐「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見魯迅《娜拉走後怎樣》)

2008年10月3日星期五

退股撤資的積極意義

今天(10月2日)﹐「曾被行內記者選為最有公信力的香港中文報章」的信報在社論以〈中國人做得過嗎?〉為題論及拙著《來生不做中國人》︰

「對國家的向心力、認同感,或是否愛國愛港,其實是很難量化的,本報「兩地一檢」專欄作者崔少明本周一引述了「海外港人鍾祖康」的暢銷書《來生不做中國人》,就是其中一種不但對中國不認同、甚至有棄而遠之的言論。如果連中國人也不願做,談愛國或中國人身份就無從說起了。」
到底是否「如果連中國人也不願做」,就「談愛國或中國人身份就無從說起了」呢﹖我知道這是中國人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觀點﹐二十多年前我也有類似看法﹐但今天已經開悟﹐這方面的道理我在〈中國國籍不是造福中國的保證〉一文(2008年09月29日)中已大致交代過。當你看到﹐徵諸中國古今歷史﹐對中國殘害最大的人﹐幾乎全都是中國人自己﹐也該夢醒吧。那些殘害中國最烈的人﹐由於活得太爽了﹐你即使用手槍指著他﹐他也不會放棄中國國籍﹐也不會離開中國的﹐來世更一定要再做中國人﹐繼續騎在馴民頭上。肯自動去國或放棄中國國籍的人﹐肯定不是殘害中國最烈的人﹐譬如你看董仲舒、朱元璋、毛澤東甚至李鵬之流﹐在中國活得那麼爽﹐真的寧願死也不會離開中國或做外國人。倒是有不少中國人因真心愛國被迫害才要浪跡天涯或入籍夷邦撿命。面對一家企業管治極劣的公司﹐是否退股撤資就一定對公司不好呢﹖是否繼續不斷加碼入股就一定好呢﹖我看﹐就如離婚也不無其積極意義那樣吧﹐有時退股撤資才可以迫使一家公司深刻反省進而改良企業管治﹐盲目擁護不僅害死自己也會害死公司。

2008年10月2日星期四

「人民共和國」不等於「共和國」

今天10月1日(挪威時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對此﹐我當然沒有特別感覺﹐其實是忘掉了﹐是今天清早洋妻提起我才記起。她一說﹐我聞之失笑﹐問﹕「幹嗎你會記起的﹖」沒有感覺﹐當然是因為這個政權(或朝代)長期草菅人命﹐把人民當作爛泥。全國失學兒童還有2000多萬﹐卻拿相當於幾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的四千億人民幣去搞人類歷史上最豪的酒池肉林式奧運﹐而且還弄虛作假﹐從假唱到假示威區共「十大造假」﹐而且還為了搞奧運而壓住毒奶粉醜聞不報﹐錯上加錯錯錯錯。我也不是特別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是我是生於那同樣殘暴的盛世—大明洪武年間﹐相信也同樣不會對大明的生日有何感覺﹐不會因為這是把韃子趕走的漢人政權就一定要投懷送抱。由於當前的中國乃由黨而不是人民所控制﹐所以嚴格來說﹐這個「國慶」應該正名為「黨慶」﹐才名實相符。驟眼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名稱也是名實不符的﹐因為「共和國」(republic)的一個主要定義就是"a government in which supreme power resides in a body of citizens entitled to vote and is exercised by elected officers and representatives responsible to them and governing according to law"﹐中文的意思就是﹐共和國就是一個政府﹐其最高權力掌握於一群有投票權的公民之手﹐而行使這最高權力的民選官員及代表須向這群公民負責﹐並依法而治。按此定義﹐當前的中國當然不能稱為「共和國」了﹐因為最高領導權只是一小撮人的私相授受﹐其他掛名的所謂代表或代表大會全是橡皮圖章﹐也沒有任何問責制度。但近人已發現﹐「共和國」一旦在前面冠以「人民」二字﹐即「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原來就是假貨﹐就如所有在前面要刻意加上「民主」兩字的「共和國」都是獨裁國家那樣﹐都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古老玩意。據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的含義就是"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ounded and controlled by a national Communist party"﹐意思就是由共產黨建立並控制的政治組織﹐因此可以與原本象徵著民主的共和國(republic)毫無關係。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人民共和國」是要連用連讀的﹐不可單講「共和國」﹐否則會嚴重誤導。當一個「人民共和國」或「民主共和國」真正走向民主化並尊重人民之後﹐如東歐國家那樣﹐自然就會除掉「人民」或「民主」這些口號﹐只叫「共和國」﹐堂堂正正重新做人。這些﹐所有中國人不可不知。

2008年10月1日星期三

中國沉淪人人有功

出版商對我說《來生不做中國人》第12版剛付印了。喜歡讀我著作的人其實不少﹐潛在讀者可能更加驚人﹐從網上討論就知道﹐譬如中國大陸有無數人想讀《來生不做中國人》﹐讀過《來生不做中國人》的﹐又想追讀《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他們不惜省吃儉用﹐舟車勞頓到香港或澳門採購﹐讀過的無不感到激越莫名﹐因為我的文章幾乎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是直視生命之筆﹐不為死人化粧﹐就讓大家瞻仰﹐我就是《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裡面的小孩。但由於香港的主流媒體已被閹割或自閹﹐一向視我為不受歡迎人物﹐不但不敢刊載我的言論﹐也不敢介紹我過去出版的書籍﹐而中國政府更視我為百毒俱全的洪水猛獸。法輪功也只是批共產黨而亂捧中國文化﹐而我兩者皆不饒。不少人因為蔑視我的言論或讀不到我的言論而繼續飽受來自中國的精神折磨或肉體摧殘﹐為個人的自負或無知付上慘烈代價。但﹐「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中國淪為禽獸社會﹐不要只怨幾個最高領導﹐大家都與有功焉。